汉上茶人“侃茶道”：《由西方茶诗看中国茶道》

汉上茶人“侃茶道”：《由西方茶诗看中国茶道》

西方有许多涉及东方茶道的诗歌，陈椽教授所著《茶叶通史》一书辑录较全面，例如：

1633年英国诗人瓦利作茶诗向查理二世饮茶王后卡特琳祝寿，其中有"月桂与秋色，美难与茶比……物阜称东土，携来感勇士，助我清明思，湛然去烦累"的诗句，瓦利认为饮茶不仅能益思、消乏，还给人以美的享受，就是月桂与秋色(诗人们常常讴歌的对象)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。

博学的牧师勃莱迪1700年出版的著作里有《茶阜诗》，称茶是"惟神奇万能之药，消青年急躁之狂热，激暮年冻凝之血气"。另一首《讽喻诗》里称茶"是乃健康之液，灵魂之饮"。勃莱迪认为茶之功不仅仅药用，还可以让人宁静、催人奋发，他热情讴歌饮茶是"灵魂之饮"，诗人已悟到茶道真谛：茶不仅可润人肠胃，还可荡涤人的灵魂。茶道追求的是精神的升华，而不仅仅是口腹之欲。  1785年，考伯写《课业》一诗，称饮茶是"快乐之杯"，他写道："茶瓮气蒸成柱，腾沸高鸣唧唧，'快乐之杯'不醉人，留待人人，欢然迎此和平夕"。考伯饮茶感到愉悦、惬意，并推己及人，希望人人享此乐趣。

英国大诗人雪莱(1792-1822)称茶为"中国之泪水"，写下《为中国之泪水--绿茶女神所 感动》一诗，诗云："药师医士任狺狺，痛饮狂酣我自吞，饮死举尸归净土，殉茶第一是吾 身。"在茶之故乡——华夏神州上下五千年，大概也寻不到象大诗人雪莱这样狂热的饮者，竟不惜以身殉茶，喝个一死方休!

诗人歌尔利治似乎没雪莱狂热，他在饮茶中持"中庸之道"，诗中写道："中庸之道我常持，适倾绿茶第七杯。"看来哥尔利治对中国古代文化并不陌生，他也懂得"七碗吃不得，唯觉两腋徐徐清风生"(卢仝：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)。他对中国茶道是颇有研究的。

诗人孔尼饮茶追求一种悠雅、闲适的生活情趣，写于1899年的小诗《一杯茶》中说："我何处幽独，转暮复转凉，且热我小鼎，尝此一杯茶。"诗人以茶为友，在品茗中驱除寂寞。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幽然独处则月下独酌，且歌且舞，以酒浇愁，歌罢舞罢，心绪更为不佳。同是独处，诗人孔尼比李白心态宁静，这得益于茶，这足以说明茶道与酒道大相径庭。

国外墨人骚客、社会名流还赞美中国茶是"神人之甘露"、"一种快乐之叶"、"上帝之赐与"等等，由此不难看出：中国茶和中国茶道已征服西方世界。

《日本茶道的另一面》

人们对酒道抨击较多，认为酒迷本性，就是多么讲原则的人物一旦嗜酒，便会"酒杯一端，政策放宽"；堪称正人君子的一旦嗜酒，往往也酒后无德，醉入花丛，干下伤风败俗的憾事；颇理智的人物一旦嗜酒，也常常酒后恃血性之勇，掀翻酒宴，大打出手……总之，酒无德，而茶醇厚平和，可抑制"性"，抑制"恶"，促人向善。茶道的主题是否皆积极向善呢? 大体如此，但也有例外。如名声很好的日本茶道，重人情，重道德，富有哲理，正大光明，坦坦荡荡，不污不俗，但黄遵宪著《日本杂事诗》(127首)却道出别一番情形：

枣花泼过翠萍生，

沫碎茶沉雪碗轻。

矮室打头人对语，

铜瓶雨过悄无声。

自僧千光游宋鼙茶归，始栽之背振，后遂蔓衍。北条泰时，初尚之。至丰太阁之臣，有 茶博士官，赐禄三千石，子孙世其业。或费千金求其诀，不可得。及德川氏，每春遣使赍瓮 收茶，曰"御茶壶"，藩属望尘拜趋道路。烹茶在丈室，劣容一二人，旧名"数奇屋"。时逢战争，鼙鼓振天，茶室独悄然无声，盖密谋之所也。而茶博士即借以窃权卖爵，无所不至 。凡室忌华，器忌新。然珍木怪竹，朽株瘿枝，搜求之幽谷邃岩之中，或历数十年而后得。 得其一以献，贫儿为富翁矣。器必用苦窳缺敝之物，曰某年造、某匠作；乃至一破瓯，一折 匙，与夏鼎商彝同贵重，积金盈斗不可偿。争是而兴大狱者有之，因是而释战争者有之。

显然，茶之精神已被严重扭曲。借茶而窃权卖爵，借茶而策划密室，借茶而投机取巧……茶道已成诡道。但这非茶之罪，是茶人之罪。由此说明，茶中有道，涉及政治，涉及教化，但茶道不等于政治，也不能代替对国民的教化。茶虽是灵魂之饮，希特勒纵天天喝茶，也不可能放下屠刀、立地成佛。茶道对人的精神只能起到某种熏陶作用，这作用毕竟有限，确定的主题太严肃，期望太高，于茶道是很不相宜的。日本茶道鼻祖村田珠光的茶道就因为过分强调道德训诫作用，品茶成了参禅悟道，显得孤独有余、艺术趣味不足，反失其茶之自然质朴的本来面目。若非其弟子加以改革，珠光的茶道是难以传之后世的。

《中国有“茶道”吗》

1992年秋，本人有感于"国人知茶而不知茶道，知日本茶道声名远扬，而不知中国茶道源远流长"而著《中国茶道》一书。该书对"中国茶道"的存在、历史、内涵、架构、要素、流派及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说了个小葱拌豆腐--一清二白。鄙人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，颇感欣慰。

但关于“茶道”的歧见并未真正地解决，就连中国有无“茶道”的基本问题也受到质疑，惹得香白教授愤愤然曰：“人有无两条腿的问题还用得着讨论么！”

既有歧见，就有讨论的必要。

早在公元8世纪中唐时期，皎然的《饮茶歌诮崔石使君》和封演的《封氏闻见记》就已经开始使用"茶道"一词，而日本饮茶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9世纪（公元815年空海《空海奉献表》），初次将"茶"与"道"联系在一起的是公元15世纪的村田珠光（1423--1502），在他写给大弟子古市播磨澄胤的一封信中开头就是"此道"二字。当"中国茶道"已山花烂漫之时，"日本茶道"尚未草创，我们能无视历史事实说中国无"茶道"？我们能说"日本专美于前"？我们又何必担心"继续使用'茶道'恐怕引起误会"呢？（范增平《茶文化的传播对现代台湾社会的影响》）

若我们摆脱尘世的干扰，静下心来，在斗室中一边品茗，一边研读古代茶书、茶诗、茶文，与历代著名茶人陆羽、皎然、白居易、皮日休、陆龟蒙、卢仝、陈师道、丁渭、蔡襄、欧阳修、黄庭坚、苏东坡、陆游、耶律楚材、朱权、许次纾、陈继儒、冯时可、余怀、郑燮等，作跨时空的心灵对话，侃茶艺，侃茶道，您就会惊叹中华茶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不至于糊涂到把自家的瑰宝误认为他家的收藏。

一个署名“树前茶客”的香港学人在《博大、精深、细微的中国茶文化》一文中说：“中国历史上的茶艺之精美，茶道之高深，現代人是难以想象的。無奈百多年來，西方列強船坚炮利，对我中华疯狂烧杀，肆意掠夺，害我国民衣不蔽体，三餐不继，何以有心情品茗？因此茶道沒落，盛景不再！......中国人把‘道’看作是事物本源、本质或內在規律，形式末节是不能轻易言'道'的。…… '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紅杏出墙來。’日本的茶道只是在中国茶道這滿园春色里伸出來的一枝红杏罢了，而這棵大树却是中国茶文化。"

妙哉斯言！“树前茶客”的话已说清了中日茶道的历史渊源及文化差异，说清了近百年来“中国茶道”停滞不前的客观原因，说中国无“茶道”的人也正是由于“近视”100年而忽视了2000年，"近视"弹丸之地而忽视九州方圆，所以才作出了错误的判断。

一个著名的日本茶学家多次说过“中国是日本茶道的母亲”，“孩子长大了”，日本茶道发展了。日本学界尚且如此说，国人再说糊涂话，那就不是“谦虚”了，而有“数典忘祖”之嫌了。

《唐人对“茶道”的理解》

喝茶喝到现代，喝出“茶文化热”了。人们发现因对“茶道”的理解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言人人殊，难免“岐路亡羊”。

今人对茶道理解的分歧，追根溯源，源于唐人对“茶道”见解的不同。

     “茶道”一词最早见于唐代皎然和封演的文章。

皎然（约720—贞元末），俗姓谢，字昼，又字清昼。湖州长城县（今湖州长兴市）北杨桥人。“茶道”一词初见于他的《饮茶歌诮崔石使君》一诗。 皎然的“茶道”是“三饮论”：“一饮涤昏昧”，“再饮清我神”，“三饮便得道”，全诗收煞时画龙点睛：“孰知茶道全尔真，唯有丹丘得如此。”皎然将茶事与“道”连在了一起。他对“茶道”的理解已触及到饮茶文化的深层次，即饮茶的义理、灵魂。他是有学问的茶僧，由“禅”入“茶”，引“禅”入“茶”，故能高人一筹，深入到饮茶的精神层面。这是陆羽及同时代的茶人所不可企及的。迄今尚无新的文字资料说明有谁比皎然更早一些使用“茶道”一词。

封演是唐玄宗天宝(742—756)末年进士，著《封氏闻见记》10卷，内云：“楚人陆鸿渐为茶论，说茶之功效，并煎茶、炙茶之法。造茶具二十四事，以都统笼贮之。远近倾慕。好事者家藏一副。有常伯熊者，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，于是茶道大行。王公朝士无不饮者。”封演的“茶道”是指“饮茶”，包括茶的制作、烹煮及茶具，未言及茶理。他对茶道的理解是“形而下”，所言“茶道”与“茶艺”、“茶技”并无区别。

    宋人林洪《山家清供》云：“古人嗜茶者，无如玉川子。”玉川子即中唐诗人卢仝（约775—约835），他继承了皎然的茶道思想，引“道”入“茶”，发展成为“七碗论”。此人会煎茶，会品茗，深悟茶趣。他写了一首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，全诗31句，行文洒脱，一气呵成，算得上古今最好的一首茶诗，诗中说饮茶的效果是：“一碗喉吻润；两碗破孤闷；三碗搜枯肠，惟有文字五千卷；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；五碗肌骨轻；六碗通仙灵；七碗吃不得也，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虽无“茶道”二字却紧贴“茶道”。  晚唐刘贞亮概括茶有“十德”，内有“以茶利礼仁，以茶表敬意”、“以茶可行道，以茶可雅志”。刘贞亮没明确提出“茶道”，而以“茶德”代之，“以茶可行道”仅是其一。他的“茶德”包括茶功、茶礼、茶情、茶理。刘贞亮的“茶德”诠释了“茶道”的思想要素，着眼于“形而上”，不包括“形而下”的“茶艺”或“茶技”。

无论皎然、封演，还是刘贞亮，都没说清“茶道”的含义。陆羽虽尊为茶神，《茶经》7000言中却无“茶道”二字。

唐人对“茶道”并无统一的的理解。千余年里为啥无人去界说“茶道”？这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做学问多是直觉思维，悟而后得，不习惯于下定义并运用概念术语进行逻辑推理；另一方面，只要挂上“道”，中国古代的学者们就难免心慌气短、噤若寒蝉，连伟大的老子也说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谁还敢造次！  古人认为，“道”是总规律，是最高的真理，也是最真实的存在。正因为这样，便不可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、语言来界定“道”、表达“道”和说明“道”。一落言筌，便成有限，便不是那个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了。（李泽厚十年集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）不仅不敢去界说大“道”，即就茶中小“道”也不敢去界说，因为“道”无论大小都是“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”，决不能落言筌。──当然，“道”不能分大小，一分大小便不是“无限”的“绝对”的了。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，原本存在，但无人去推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