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有关茶的文章，我很是为难。“杭为茶都”，作为一个道地的杭州人，我与茶却没多少缘分，零星记得起的那点事儿，也是苦涩多于清香。
从小家里很穷，一家六口，依靠父亲三十几块钱的工资勉强度日。我8岁那年，父母抹着眼泪，把3岁的小妹送给上海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妻。当时家里能揭得开锅已是谢天谢地，从没闪过饮茶喝酒之类的念头。
我家当时在东河边的一个贫民区里，几十米长的小小弄堂，紧挨着17户人家。家中备有茶钵的，只有两家，其中一家是我的干娘。每年三伏天，干娘一大早就往茶钵里放上一撮茶叶，把开水灌得满满的，然后上面盖上一把蒲扇。下午三点后，才让儿女们每人喝上一碗。喝茶时她不忘喊我一声，看我咕噜咕噜地把茶喝个碗底朝天，常常笑着问一句：“什么味道？”我每次回答的都是同一个字：“凉！”
为了维持生计，母亲到处找活干。洗衣服、翻棉被、剥柴皮、拆纱头、刷瓶子……样样都干。有一年在茶厂找了份“拣茶叶”的工作，每半个月能领上几块钱工资，还能带回一包用糙纸包得有楞有角的茶末。于是我们家也备了只茶钵，由我负责放茶末、灌开水。听父亲说，只有上好的茶叶才会有茶末，这话是否有依据，我至今也没搞明白。
1962年，我考上杭一中。不久，父亲去世了。母亲每天东奔西忙，一人干上了几份活。茶厂的工作时间扳得太死，她决定不干了，家中也就不再有茶末了。我把茶钵擦了擦，平时用来种小葱，腊月用作腌猪头。
虽说杭一中是省里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，但学生穷的多，富的少，见过同学喝牛奶，但没见过喝茶的。大部份同学一个月的伙食费，也就三四元钱。我和一位叫程炎的同学常常拼着吃青菜，一人出一分钱的菜票。那个年月，学生连穿件新衣服都感觉奢侈，没人会有什么物质上的非分之想。
1969年我分配进王星记扇厂，由于少不更事，“攻击中央首长（指江青），炮打中央文革（指张春桥）”，第二年年初在“一打三反”运动中被打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，直到1978年底才平反。那些年除了大会批、小会斗，每天强迫劳动十几小时，没好好吃过一顿饭，更没机会喝一杯茶。口干了喝点白开水，有时白开水也不让喝，只得对着自来水龙头喝上几口解解渴。
关在一起的朱豹卿先生，原先不但喝茶成瘾，偶尔还会泡上杯咖啡，只是关进“牛棚”后，不再提这些了。有一次听说我外出劳动，偷偷塞给我三毛钱，说是外面在卖6分钱一包的可可粉，让我捎上几包。我买了5包，他给我两包。我喝了觉得味道怪怪的，纳闷朱先生怎么会喝得如此津津有味。曾宓先生以前也嗜好喝茶，特别喜欢把桔皮和茶泡在一起喝。有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，某日我和他浑身汗淋淋地各自拉着一辆大板车，路过水漾桥时，一个瓜农推着钢丝车在叫卖西瓜。看看前后无人，他买了一只大西瓜，挥拳将瓜击成两半，拿起大的半个要我吃。吃完后他喃喃自语：“吃西瓜要比喝茶来得过瘾。”说实话，我这辈子也从没如此有滋有味地吃过西瓜，感觉喝茶确实没法和吃西瓜相比。
几十年不喝茶，我对茶已变得很是陌生，更没兴致去了解喝茶的种种学问。但我记得母亲自从到茶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已经喜欢上喝茶了。于是每年都托朋友买点明前茶，送到和她一起生活的大妹家。我把泡好的茶给她端上，她总是把杯子摸了又摸，打开杯盖闻了又闻，然后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味。
2008年3月30日是个星期天，上午我到大妹家去看望母亲。那天她似乎精神特别好，与我聊了个把小时后，从枕头里掏出一个信封，要我拆开。我一看是她1979年在余杭印花坞购买墓地的一张发票。她说：“我的路已经走到头了，活不过今天晚上。我走后尽快把我火化，不要通知亲友，不要打扰四邻，也不必布置灵堂、摆放花圈、烧香点烛。今年的明前茶来不及喝了，你清明节泡一杯放到我墓前就是了，最多再放上只小花篮……”当晚11点，母亲无疾而终，享年93岁。
这些年每逢清明节，我一早就为母亲泡上一杯明前龙井，再带上一只小花篮，赶往印花坞墓园，摆放在母亲的墓前。望着墓碑上的母亲遗像，每每百感交集地伫立许久……（作者为著名文化学者、浙江省政协常委）
从小家里很穷，一家六口，依靠父亲三十几块钱的工资勉强度日。我8岁那年，父母抹着眼泪，把3岁的小妹送给上海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妻。当时家里能揭得开锅已是谢天谢地，从没闪过饮茶喝酒之类的念头。
我家当时在东河边的一个贫民区里，几十米长的小小弄堂，紧挨着17户人家。家中备有茶钵的，只有两家，其中一家是我的干娘。每年三伏天，干娘一大早就往茶钵里放上一撮茶叶，把开水灌得满满的，然后上面盖上一把蒲扇。下午三点后，才让儿女们每人喝上一碗。喝茶时她不忘喊我一声，看我咕噜咕噜地把茶喝个碗底朝天，常常笑着问一句：“什么味道？”我每次回答的都是同一个字：“凉！”
为了维持生计，母亲到处找活干。洗衣服、翻棉被、剥柴皮、拆纱头、刷瓶子……样样都干。有一年在茶厂找了份“拣茶叶”的工作，每半个月能领上几块钱工资，还能带回一包用糙纸包得有楞有角的茶末。于是我们家也备了只茶钵，由我负责放茶末、灌开水。听父亲说，只有上好的茶叶才会有茶末，这话是否有依据，我至今也没搞明白。
1962年，我考上杭一中。不久，父亲去世了。母亲每天东奔西忙，一人干上了几份活。茶厂的工作时间扳得太死，她决定不干了，家中也就不再有茶末了。我把茶钵擦了擦，平时用来种小葱，腊月用作腌猪头。
虽说杭一中是省里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，但学生穷的多，富的少，见过同学喝牛奶，但没见过喝茶的。大部份同学一个月的伙食费，也就三四元钱。我和一位叫程炎的同学常常拼着吃青菜，一人出一分钱的菜票。那个年月，学生连穿件新衣服都感觉奢侈，没人会有什么物质上的非分之想。
1969年我分配进王星记扇厂，由于少不更事，“攻击中央首长（指江青），炮打中央文革（指张春桥）”，第二年年初在“一打三反”运动中被打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，直到1978年底才平反。那些年除了大会批、小会斗，每天强迫劳动十几小时，没好好吃过一顿饭，更没机会喝一杯茶。口干了喝点白开水，有时白开水也不让喝，只得对着自来水龙头喝上几口解解渴。
关在一起的朱豹卿先生，原先不但喝茶成瘾，偶尔还会泡上杯咖啡，只是关进“牛棚”后，不再提这些了。有一次听说我外出劳动，偷偷塞给我三毛钱，说是外面在卖6分钱一包的可可粉，让我捎上几包。我买了5包，他给我两包。我喝了觉得味道怪怪的，纳闷朱先生怎么会喝得如此津津有味。曾宓先生以前也嗜好喝茶，特别喜欢把桔皮和茶泡在一起喝。有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，某日我和他浑身汗淋淋地各自拉着一辆大板车，路过水漾桥时，一个瓜农推着钢丝车在叫卖西瓜。看看前后无人，他买了一只大西瓜，挥拳将瓜击成两半，拿起大的半个要我吃。吃完后他喃喃自语：“吃西瓜要比喝茶来得过瘾。”说实话，我这辈子也从没如此有滋有味地吃过西瓜，感觉喝茶确实没法和吃西瓜相比。
几十年不喝茶，我对茶已变得很是陌生，更没兴致去了解喝茶的种种学问。但我记得母亲自从到茶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已经喜欢上喝茶了。于是每年都托朋友买点明前茶，送到和她一起生活的大妹家。我把泡好的茶给她端上，她总是把杯子摸了又摸，打开杯盖闻了又闻，然后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味。
2008年3月30日是个星期天，上午我到大妹家去看望母亲。那天她似乎精神特别好，与我聊了个把小时后，从枕头里掏出一个信封，要我拆开。我一看是她1979年在余杭印花坞购买墓地的一张发票。她说：“我的路已经走到头了，活不过今天晚上。我走后尽快把我火化，不要通知亲友，不要打扰四邻，也不必布置灵堂、摆放花圈、烧香点烛。今年的明前茶来不及喝了，你清明节泡一杯放到我墓前就是了，最多再放上只小花篮……”当晚11点，母亲无疾而终，享年93岁。
这些年每逢清明节，我一早就为母亲泡上一杯明前龙井，再带上一只小花篮，赶往印花坞墓园，摆放在母亲的墓前。望着墓碑上的母亲遗像，每每百感交集地伫立许久……（作者为著名文化学者、浙江省政协常委）
